抗战时中国有照相机吗？
有，但是不多 抗战前国内只有少量高级摄影爱好者拥有自购的照相机，如卢炳炎（天津人）、董大酉（山西太原人）等。他们大多在东京、北京等地购买德国产的罗盘（ROLICA）和莱卡（LEICA）照相机，以及相应的胶卷。这些照相机是高档奢侈品，价格昂贵，普通民众很难见到。
1936年，上海一家照相馆为顾客拍摄的照片 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的蔓延，我国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进口照相器材的渠道也渐渐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国产照相机的生产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时，国内已有各种不同的照相机制造厂20多家，所生产的照相机达数百架，所装配的镜头达数百万个。
同时，由于日本的封锁，美、英等国也不大可能再向中国输出照相器材了，国产照相机因此有了发展的良机。 重庆建兴玻璃纤维厂出品的“建兴”牌照相机器材 尽管国产照相机的性能、质量还不能同当时先进的进口产品相提并论，但就其数量和技术进步而言，已经足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了。更重要的是，国产照相机的价格比较便宜，一般只需要几百元，而进口产品则高达数万元甚至更高。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国产照相机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成都华新纱厂出品的“华新”牌九号照像机 为了扩大照相机在国内的市场，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许多国营或民营的企业都投入巨资，进行相关科研项目的研发工作。
比如，位于四川郫县的华西坝照相器材有限公司，就是由华西协和大学（今四川大学）和美国康宁公司合资建立的，主要产品是“康泰”牌黑白照相机和“华洋”牌彩色摄象机。 该公司成立后，陆续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并在技术上同美国康宁公司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除了吸收外资外，我国的照相机厂商还积极走出去，寻求更多的技术和商务合作机会。 195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摄影展上，我国参展的作品中就有产自天津的“海鸥”牌205型自动对焦照相机和产自上海的“福根”牌闪光灯。这两款产品代表了当时国内照相机生产的最高水平，也是国人引以为豪的创新之作！
日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没有照相机，连军事方面的摄影器材也没有，因此，日本人拍摄照片时从不专门隐蔽，这就给中国人提供了“偷拍”的好机会。
从日本军队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惨败投降，在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战场上，在他们掠夺和蹂躏中国的过程中大量拍摄了照片。这些照片的底片，战败后大多被拍摄者带回了日本。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作战需要，而是为了炫耀、留念、交换或售卖。
而当时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包括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日军控制下的那些地方军阀势力，他们拍摄日军在华活动情况的照片，不仅数量少，而且在质量上也显然比日军拍摄的差得多，因为，中日双方的摄影器材来源完全不同。
日军在侵华期间的拍照、拍电影，其器材来源全是日本本上带去的。而在1937年前，中国军队和民间只有极少数的照相机。因为，1839年8月，法国人达盖尔发明的“达盖尔银版摄影术”是世界上问世最早的实用摄影术。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照相机体积变得越来越“迷你”，操作和冲洗也日益简便易行。
当时中国战败于日本，与日本的经济、科技水平发展较快有直接关系。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增强，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大，照相机的生产与世界水平基本保持同步节奏。而中国仍处于晚清时期，科技水平严重落后，中国尚不具备自己生产照相机的条件。因此，中国人使用的照相机除个别自制的之外，其它全是进口的，而且为数不多。
八路军、新四臂和抗日地方武装使用照相机更少，日本侵略军对此很清楚，因此，日军在作战和各种活动中从不考虑要躲避拍照，有时还会摆好造型，由摄影人员拍照。有的是用作宣传品散发，有的是作为留念品寄回日本国内，有的则是作战的必要用途。
当时在中国沦陷区，由日本人控制的几家照相器材商号和日本驻中国使领馆，曾经销往中国内地部分照相机。中国一些大城市里的照相馆和一些达官显贵、买办、商人、新闻界也有照相机。但中国军队和民间仅有极少数的照相机，因此，在日军占领区，几乎见不到中国人拍照。
中国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能够拍照的器材来源，一是1937年前就有的老相机。二是国共两党驻外机构与外国友人、华侨联系购买，再通过国外或沦陷区运进来。三是缴获日军照相机。
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拍摄的照片，大多是由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武装使用上面说的三种来源渠道获得的为数不多的照相机完成的。而且，照相机不仅非常稀少，而且所用胶片和冲洗照片的全部器材和药品以及照相技术人员也是十分短缺，因此，在日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时和战斗中中国人拍照的机会非常少、质量也往往不好。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的各级指战员都能意识到拍照的重要性，都希望能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兽行和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情景。因此，各抗日部队都想方设法寻找、购买照相机，只要能拍出照片就行，那时还谈不上照相器材的质量和性能。
1937年八月，抗日先遣队挺进太行山不久，3名同志就得到了一部德国产的老式照相机和两盒胶片。这台照相机是一位在北平艺术学院上学的同学，通过他的父亲从北平一家旧货店花70块银元买下来的。挺进军政委黄敬从北平请来的摄影师陆绳武也带着新买的1部禄来牌照相机和两盒胶片来到部队。后来，由冀南军区赠送、太行军区购买、战士们从日军那里缴获，加上其它渠道获得的，到1940年初，八路军晋冀豫边区的挺进军，已有10多部各种不同牌子的照相机，还配有冲洗照片的器材和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