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擅长什么书法？
苏轼自云“我书博涉众家”，他所说的诸家是指晋、唐八大家及褚、薛等名家。苏书大体上是由晋人入唐人再出而自成一家一路的，与他的性格及创作态度有密切的关系。 宋四家之一的蔡襄说得好：“子瞻学颜真卿甚得神意，又尝学褚河南《圣教序》，故笔势劲逸，出于无常法度中，而自有千变万化之趣……其书天资高妙，近古一人而已。然比之古人尚未见其殆绝也。”可见苏书既不是一味宗晋而是以颜、褚为基础的；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博览群家的。所以黄庭坚说：“鲁直（米友仁）每言东坡书多取法于颜鲁公、杨少师（凝式），而曾不敢相师。” 在苏轼的书论中常常谈到要“作大书”“写大字”的问题，这与他一生所生活的时代有关。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4年）苏轼六十岁前后曾几次被召进京，这时北宋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政治上他无法施展抱负了，只好寄情于书画艺术和文坛雅集之上。他在给赵不亏的信中说： “仆少年颇践奇节，暮年自放，乃欲归之于画，盖不能不寓乎此矣！”这种对政治理想的失望促使他要寻找一种超脱的方法——那就是艺术。 苏轼早年曾经受过严格的楷书训练，据他的后人苏渊说：“伯父（轼）少学钟王楷法……虽颠沛困穷未尝废遗……”在蜀中时他就以善楷书闻名。到汴京后，由于公务繁多，加上他对政见的不同看法使他与王安石等朝廷权臣时有龃龉，所以他除了练习楷书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习其他字体了。
不过他晚年却十分重视行书、草书的学习。他认为学习行书可以“纵逸豪放”，“得自然之性”。因此他在行书中常以草书入笔，在草书中则常常以行书的笔法书写。这就形成了他书风的一个重要特点——不拘一格而又浑然天成。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使他能够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来。 宋代的皇室崇尚书法，对士大夫的书法也很重视。他们经常将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召进宫中，让这些人在御府中供职或是在宫廷中进行书法作品展览活动。这对于书法艺术的普及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造成了许多弊病：如当时不少大臣在皇帝面前阿谀谄媚，极尽奉承之能事；还有的人为了讨好皇帝而故意把书法写得丑恶不堪等等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士大夫阶层的风气。
苏轼对此深恶痛绝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世人作字，多以俗师教之故，至令学者失却真趣。”又说：“夫书，固难言也，然亦不可专师一家。”他把这种风气叫作“陋俗”，并说：“陋俗难革若斯，岂但为书者罪哉！”他还批评了一些文人墨客“不知书之意而不求其善”的陋习（见《东坡题跋·评王羲之书》）。 以上可以看出虽然苏轼一生生活在官场上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是文人这一角色。他以一个文人的眼光来看待书法并以自己所处的地位来提倡一种新的审美观、价值观这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也恰恰说明了苏轼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先进性和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