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西方油画传入中国，最开始的是葡萄牙人，然后就是荷兰人，最后才是英国人。 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中很多人都有绘画技艺，他们给中国带了西方的绘画技法和颜料，开始有些中国人对他们的“西画”“东视”。
也有外国画家直接给中国人写生画画的，比如意大利人郎世宁就曾为乾隆皇帝及其后妃作画。但当时并不流行，只是一些文人雅士有此嗜好，且水平也都不高（最高明的要数雍正皇帝了），主要还还是外国人给中国人“西画”东渐起到推进作用。 近代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提倡“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科学和民主，而之前几千年中国一直都是“德先生”没进来过，“赛先生”也没有进太多，所以科学和文化在近代才得到传播和发展。
而美术也一样，以前都是画“圣贤先哲”“文房四宝”“梅兰竹菊”“松鹰牡丹”，或者文人画那种只可品不可观赏的画——也就是具有相当审美情趣，却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欣赏，更别谈普及了。直到西方美术尤其是油画的传入，一种新的视觉语言出现了，它刺激了中国人的感官，让人们对于“美”有了新的认识——于是艺术开始朝着大众的方向发展。
郦子洋优质答主15世纪中叶，以油彩在木板、亚麻布等材料上作画的欧洲油画传入中国。
明末清初
油画艺术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传教士们以他们写实逼真的绘画技能为中国人画像。当时的皇帝、官员、士大夫等上层人物对西洋油画技艺十分钦佩，从而使油画在中国上流社会具有较大吸引力，推动了当时“西风东渐”的进程。油画艺术开始在中国传播。
清代晚期
清政府与西方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些为皇帝、太后、官员画像的油画家，包括中国学生在内，被先后派或被邀请到中国北京，从而使油画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小的高潮。这一时期来中国在北京等地工作的西方油画家主要有美国的郎世宁、艾启蒙，比利时的安德义，法国的王致诚，意大利人艾鼎士和意大利的画家，他们除了给皇帝、皇后以及王室人员画像外，还为宫廷作画，描绘宫廷生活等。中国学生有来自南方的意大利传教士画家罗文浩（JohnLazzaro）、英国的白雅蒂、英国的画家慕维廉、法国的德贞、德国的医院等在北京培养的学生，其中较著名的有蒙古族人富察·常璋（别号四维）、汉族人丁冠五以及后来赴美国专攻西画的周树葵等画家。他们所作或所参与的油画作品主要有《平安春信》、《十喜图》、《百骏图》、《出猎图》、《瑞谷图》、《仕女婴戏图》、《同福园牡丹图》、《乾隆皇帝岁朝行乐图》和《端阳故事图》、《花萼联辉图》、《法华落英》、《御制耕织图》等20余幅（组）。其中有一些是历史风景、人物、花鸟等巨幅油画作品，还有不少是中西合璧的油画、工笔重彩、工笔设色以及玻璃油画（反面油彩）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宫廷中和王公大臣的家庭中，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中西画油画风气。如乾隆的第六子绵德在邸第中，“延中西画士，日事绘事”，其中就有清宫西洋画师艾启蒙。可见，当时在上层人物中，对于油画的兴趣十分浓厚。除了清宫廷和王公大臣家里有油画创作活动外，传教士们在北京（如南堂等地）、山东、河北、天津、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过油画创作和教授油画活动。
20世纪初
油画在中国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初至20年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批以个人名义赴日本、欧美研习油画的留学生。他们回国后，一些人在北京（李铁风、李毅士、胡根天、王悦之等）、上海（刘海粟、周湘、丁悚、陈抱一、陈抱云、吴梦非、冯一飞等）、广州（李毅士、胡根天、李铁风等）、杭州（林风眠、吴法鼎、张书萍、吴宇等）、昆明、香港等地开设了私人美术学校和美术社团，并进行了油画创作。有一些人继续出洋深造，如徐悲鸿（画派）、颜文梁（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等。还有一批人从事油画艺术的研究、试验和创作，如中国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宋如海和画家许幸之等。这一时期在中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中国早期的油画作品，如《巴黎的公园》《丽人行》《墨熊图》《人景图》《玉泉山》等。同时，在北京及南方沿海城市的一些西式建筑中，出现了不少西洋油画装饰。在中国艺术界和文化教育界，人们开始注意研究油画艺术，开始学习西洋油画技法，并介绍西洋油画。西洋油画开始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和家庭及展览会上。这表明油画在中国具有了比较稳定的发展基础以及一定的社会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
这一时期，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艺术院校开始正式设立了西画系和油画课，如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任西画课程教师，李毅士继徐悲鸿以后长期任教和主持西画系工作，还有王悦之、齐振杞、吴作人等教学）、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吴法鼎任教）、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李铁风、王悦之任教）、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徐悲鸿、吴梦非、乌种恩、吴大羽、王式廓、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