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是何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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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第一家金融机构的名称变更史—— 1930年1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设立“中华民国政府信托公司”; 1935年8月,国民政府将该公司改组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改名为“中华民国合作金库股份有限公司”; 194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管了“中华民国合作金库股份有限公司”,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并继续营业至1950年10月。 这几年一直在研究民国时期银行业务和货币发行问题,所以对这个名字的来由有点感悟,斗胆写点东西,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联准”的名称来源于它的主要业务——“办理全国联储汇兑及信用证业务、办理各机关企业之储蓄贷款与押汇、垫付业务以及代理国外票据承兑与贴现、代保管存款及代理其他往来业务。”——《联合准备银行章程》第二条 这里说的比较含糊,“全国联储”到底是指什么?我认为是指当时的法币(当时有国币和法币两个概念)作为统一的国家信用基础,进行全国的信用调和。这个做法确实有点像人民银行现在做的存款准备金制度。

但是,这里的“联准”实际上指的是它的业务内容中的“联”字,即各种业务的集中办理和集中结算。这种模式显然借鉴自美国,因为美国的商业银行也都采用规模较大的分支行制度和上下级行之间的资金调拨权。但与中国目前的体制不同的是,美国这种上下级的资金调拨是建立在联邦储备体系的基础之上,即在联邦储备体系框架内,各家商业银行的存款都纳入总的准备金清算范围。而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银行制,各家银行的资金清算都在人民银行这个超级央行之中进行。中国的中央银行不仅是制定货币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工具,而且是商业银行的金融监管者和资金清算总负责。这是中央银行在中国独特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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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是中华民国极为动荡的一年。当年2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大员联合通电,要求将“蒋氏逐回溪口”,另“择素有威望素孚众望之同志秉政中枢,以挽狂澜”。这便是民国史上著名的“六总裁讨蒋通电”。在通电中,桂、粤大员列数了蒋介石种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在财政经济方面,他们指责蒋介石“裁兵”导致军费高涨、通货急增、物价腾踊、民不聊生,同时“各省财政岁入皆为中央攫取而枯竭无余”。对此,他们提出了解决办法:“应速谋根本财政之整理,确定通货政策,严加金融控制”。

讨蒋通电没有撼动蒋介石,但蒋介石也确实面临财政危机,因而对于通电提出的某些“改革”的建议也非全然不接受。经过一番踌躇和谋划——这其中还参杂着中央与地方各派系势力的拉锯、合谋——次年,国民政府决定筹备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筹备过程中,中联银的性质由中央银行、中央股份公司、官商合办银行一路演化,最终定为由华中、华南、华东等地区各省的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农民银行共同出资的中央股份公司。在股东方面,虽仍有四行股份,但实质上是广西省政府、广东省政府、福建省政府、浙江省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五政府投资”;在业务方面,规定为经营金融债券及证券、汇兑及侨汇、不动产抵押放款、存放款信托保管业务、代付邮票、代理国库、经售国债券及印花税票等事项,同时专司调节各股东银行在各地存、放款,策进当地经济发展之责。换言之,中联银是蒋介石在“六总裁”通电压力下,又企图维持中央金融垄断权势所“缝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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