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庆青花盘贵吗？
清嘉庆青花，清高宗颙琰皇帝死后的第二年即嘉庆元年（1796年），清代皇家就开始了由盛到衰的转变。嘉庆帝即位之后，为了表示更新政治，提倡节俭，就首先从宫中开始，严格限制铺张浪费。嘉庆时期烧造瓷器，就是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的，不仅数量非常少，而且非常讲究质量。
嘉庆时期瓷器的造型和装饰纹样虽仍仿乾隆时期烧制，但总的水平明显地下降。传世的嘉庆青花瓷器数量不多，一般有以下几个品种；瓶类有轧道锦地开光瓶、贯耳弦纹瓶、观音尊、瓜棱式洗口瓶、琮式瓶、胆式瓶、双耳瓶、抱月瓶等；尊类有玉壶春尊、花口尊、兽耳衔环尊、四方倭角罐等；壶类有螭耳咖啡壶、象耳壶、鹿头耳勺型壶、僧帽壶等；盒类有书式盒、盖盒、菊瓣式盒等。盘与碗比乾隆时期要轻，足部比较矮，造型略显呆板。
嘉庆青花瓷画工不如乾隆精细，色泽艳丽，并且呈色不稳定，大部分色调浅淡，也有浓艳明亮的佳品。嘉庆官窑青花多题写“大清嘉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款字体积较大，排列宽松，外围以双方栏。“成”字中一横不超过最后一笔的一半。
雍正帝继位初年，天下承治世之清平，社会较安定，经济较繁荣，因“清初沿明旧制，外内相仍，制度尚可遵用”，故雍正前期所用的瓷器仍多是清初的旧存，或为康熙时期的新制。加之，雍正帝在继位前，曾经是康熙帝诸皇子中比较受宠爱、比较受重用的一位，故在作为“王爷”“亲王”时就有较为丰厚的财产，当然也拥有数量可观的景德镇制精美瓷器。因此，雍正朝初年，宫廷用瓷并非十分紧张，制瓷也并不紧迫。据清《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事档”（亦称《记事录》）雍正元年至二年（公元1723—1724年）记载可知，雍正早期，朝廷向景德镇所交办的瓷器，大多都是烧造、画样、拣选前朝遗存或康熙时官窑瓷器，如雍正元年九月十六日到十月初九日《记事档》有明确记载：
“九月十六日，七品首领萨木瑚、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张起、苏三才、王常贵、起祥、刘希彭，传旨：‘着照前日太和殿成造大铜鼎上青花瓷瓶，亦烧造些；若样大小瓶内不能得，着照大圆足瓷瓶烧些送来，钦此。……’于二十三日，太监起祥、苏三才、刘希彭又传旨：‘若不能照太和殿鼎青花有细釉白地烧成瓶，其青花纹，若照雍亲王府来样烧造，亦可做得……’
九月二十七日，七品首领舒文来说，怡亲王交来成造金星玻璃瓶四件，着再照样成造金星玻璃瓶五件，其中随带成造银镀金帽瓶四个，内二件成造金丝珐琅帽瓶；二件成造珐琅瓶。
十月初二日，苏拉胡世芳将烧造白瓷瓶一件，银样二件，银丝一样，呈进讫。
十月初九日，怡亲王交来五品首领萨木哈再做得青花瓷瓶一件，传旨：‘尔交萨木哈再做得瓷瓶亦不好，仍着胡世芳再做另样送来呈览，尔亲往观看，钦此。……’尔送做得青花瓷瓶一件，再着胡世芳做另样小瓶一件送来，仍照怡亲王所呈得青花瓷瓶一样成造十件，钦定此样，其大样不要。
十月初九日，又造办处郎中海望、催总白世秀将怡亲王所呈做得青花瓷瓶一件，及海望做得青花瓷瓶一式四件，呈进讫。”
由此可见，雍正早期所制瓷器，大多承袭了前朝遗制。
但进入雍正中期后，由于所“拣选”或承袭先朝御瓷逐渐减少，各种“烧造新制”呈请上进的御瓷开始增多，景德镇制瓷工艺开始向新的时代风格转变，并进入炉火纯青的“黄金”时代。据《记事档》雍正三年闰二月初八日、初九日、十三日、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记载：“怡亲王交来白瓷瓶一件，传旨：着照白瓷瓶成造洋彩珐琅西洋花瓶十对。”“怡亲王交来西洋铜瓶一件，传旨：着照样成造珐琅彩西洋花瓶十二对。”“怡亲王交来白瓷花瓶九件，传旨：着照样瓶上绿地，烧造九件送来呈览，钦此。”“怡亲王交来珐琅瓷瓶一件，传旨：着照样再烧造十二件。”“怡亲王送来铜镀金双龙耳瓶一件，传旨：着照样烧珐琅瓶十件。……‘此瓶若不能画此色金龙，着画紫金龙，钦此。……’其瓶上双耳，若不能烧成金黄，着烧成黄色亦可，其瓶若不能用铜镀金，将双龙身镀金耳不用镀，钦此。”“怡亲王送来玻璃双耳瓶一件，传旨：着照样烧造磁瓶六件。”
从上述记事中还可以看出，雍正年间宫廷陈设使用瓷器的繁复程度，以及烧制御用瓷时对器物造型、纹饰、色彩所提出的严格要求。而且，由于雍正帝的审美观及其对制瓷标准要求近乎苛刻，宫廷生活极其奢侈，烧制的御用瓷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无论色彩还是纹样，无不精致细腻，典雅脱俗，而且几乎每一件造型、每一件器物都要反复琢磨，多次制作成样，呈送御览，“钦定此样”才最终定夺烧造新制，因此，这一时期无论釉下青花还是釉上彩绘，乃至色釉品种、工艺装饰，都异彩缤纷，纷繁复杂。总之，在御窑烧造的“宫廷用瓷”上，雍正皇帝都追求富丽堂皇，精巧别致，不计成本，不惜工本。
由于雍正帝本人喜好清淡雅丽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对青花瓷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其御用青花瓷器格外受到重视。唐英监制的“唐窑”青花，以其纹饰优美，白釉莹润，青花亮艳，造型精巧，被历代称为中国青花瓷的典范，而其本人更是被后世公认为“督陶官”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