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汪利记是什么人6？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上，汪精卫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关于他参与发动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他在抗战期间所起的作用及他所创立的伪满政权等话题，史学界探讨较多；而对于他在“民国”建立之前的活动，以及他为何走到这一步的原因则涉及较少且多有模糊之处[1][2]。本文拟对汪精卫在民国初年的一段经历进行初步探索，以期对这位历史人物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价。
一、与黄兴的交往及其走向共和的过程 说到汪精卫走上共和之路，不能不提到他早年结交的同仁——同盟会元老黄兴。二人的相识最早可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夕。当时，受兄长汪兆铭的影响，汪精卫投身于民主革命，并于1907年到日本加入同盟会，结识了刚刚由日归国不久的黄兴。同年秋冬之际，二人先后回到云南，共谋反清之策[3]。
二人在辛亥革命中最著名的战役——武昌起义中贡献卓著。1911年10月10日晚，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黄兴即率军北伐，经三战而克武昌，自此天下闻名[4]。而在汉口、汉阳失守后，又是黄兴率部援应，于1911年底攻破阳夏（今河南信阳），力挽狂澜。
1912年1月底，经袁世凯劝说，孙中山离京南下，准备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时，作为孙中山心腹干部的汪精卫却仍在北上途中。2月5日，当汪精卫到达天津后，得知袁世凯正极力拉拢黄兴，便迅速通过章太炎以老师吴稚晖的名义致函黄兴，表示愿作川陕两省之“防地”，请其“勿置各省之外”，力图将黄兴拉入自己阵营[5]。
2月8日，汪精卫风尘仆仆赶到北京，随即与胡汉民前往袁世凯府第祝贺袁登基，并受到优待。当夜，袁即授予他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头衔。2月10日，袁又专门召见汪精卫，对其慰勉有加。此后，由于孙文、黄兴等人坚持政治纲领，不愿向袁世凯低头，汪精卫遂与之疏离，逐步投入袁世凯的怀抱。
1913年初，在蔡锷等人的策反下，袁世凯的野心日益膨胀。这时，已经归附袁门的汪精卫再度出马，拟订了胁迫国民党领袖孙文、黄兴北上的计画。随后，他以考察政治为名，偕同伍廷芳等到上海与孙、黄商议，试图将二人骗至天津胁迫其就范。不料此次行动败露，孙文、黄兴获知后迅速离开上海，使汪精卫的阴谋未能得逞 [6]。
三、“二次革命”中的风云变幻 “二次革命”爆发前，已加盟皖系的汪精卫一度陷入困局之中。面对旧友陈独秀的批评和指责，他深感委屈，遂借拜访同乡前辈王拱辰之名，到安庆游说柏文蔚、汤芗铭，企图利用二人在皖系与直系间的平衡力量左右大局。然而，他的游说并未成功，反而因柏文蔚等人对直皖争端的看法同他自己趋于一致而引火烧身。
正当汪精卫在旧友面前进退失据之时，“二次革命”的爆发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机会。1913年7月上旬，为支持宋教仁讨袁，南方势力集结于湖广总督府所在地武汉，准备顺江东下。在此关键时刻，曾受袁信任的冯国璋突然倒戈，使讨袁力量折损大半。
为了扭转乾坤，留守北京的孙中山急令朱执信等人组织武装，自粤援京。与此同时，受命赴日的唐绍仪亦发电报邀请在汉的汪精卫速去日本，共商大计。接到二电的汪精卫欣喜若狂，立即动身南返，于1913年8月初抵达上海。
在上海的日子里，汪精卫一面积极筹措经费，招募人员，一面奔走各地，联络各方人士，参与或见证了不少重要会议的召开，如8月15日至17日参加在沪西小沙渡召开的上海工界代表大会，8月25日至27日在苏州主持国民党本部特别会议等等[7]。 随着讨袁力量的重新集结，局势对袁氏颇为不利。为扭转乾坤，袁的势力范围皖系和直系内部的意见出现分歧。作为皖系核心人物的段祺瑞认为应该集中兵力，先行解决讨袁军的主力唐生智所部，再图他顾；而直系的冯国璋则主张先发制人，趁讨袁军主力尚未形成时集中力量进攻其侧翼。
对于这场即将决定北洋集团生死存亡的内斗，汪精卫持观望态度。在他看来，无论是段派还是冯派都不是真正的革命党人。无论他们获胜抑或失败，都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促使革命党人认清形势，团结起来，发动民众，实现真正革命的目标[8]。
四、从“护国运动”到“护法运动” 一战后的几年，是汪精卫人生当中极为特殊的时期。从他本人来说，这时期由激进转向保守，由革命者转化为政坛上“中间势力”的代表。而从时代潮流来看，这个时期的国内政治正在由民初的共和体制向封建帝制复辟演变。
1915年10月起，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面对汹涌的民意，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自居。可是，他并没有退位，仍继续控制着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机构。为了表明自己是忠于皇帝的“贤臣”，汪精卫等人毅然离京南下，参加护国运动。 1916年2月中旬，汪精卫到达昆明后，即联合唐继尧等人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并在蔡锷指挥下率兵讨袁。
6月，袁世凯死于华北战场。奉系张作霖入关，控制了京津地区。这时，南方的护国军主力尚在湖南，北方的奉系军阀和张作霖又同属直系军阀，汪精卫等护国军领导人开始寻求两派的调和。 就在汪精卫等人积极调停奉系军阀和护国军的矛盾之际，南方的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