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谁的收藏品最多？
我觉得是郭沫若，他不光文物和书籍等可圈可点，就连他丢弃的东西也堪称一绝。 1953年夏，中缅铁路正在建设中。一天早上，工地上一片沸腾，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古墓葬，从随葬品来看，此墓应该是缅甸国王的陵墓。 听到消息的各国考古队很快聚集在此处。然而让各国考古人员感到吃惊的是，在墓室中央竟然摆放着一块石碑，上面用古文写着：“大汉贤士王褒之所持简书”。 在石碑旁，果然有竹简数百根。经碳14测定，竹简已经历经2000多年，而且完好无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些竹简不仅记载了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史学家王褒生前所写的文字，还载有失传的汉代书法真迹，可谓价值连城。 但让考古人员疑惑的是，既然这是汉朝的古墓，怎么会有新中国的文物——1958年在东北的一个工地里，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以及陶器，经过鉴定，这些文物来自战国时期至秦汉时期。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正是需要大力发展工业的时候。于是有人提出了将这些东西归公的想法。对此，郭沫若亲自进行了鉴定，认为应该按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处理。不过，让他没想到是，这些文物在多年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973年，北京博物馆收到一批旧货，据说是一个台湾商人捐赠的。这批古董共计2821件，由玉器、陶瓷器等杂物组成。经过专家考证，这些东西年代久远，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是一件青釉瓷盘口壶更引人注目，因为其造型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遗址中的唐墓发掘出的瓷器一模一样。
更让人称奇的是，在这批文物中，有6块残片上刻有汉字，内容都是诗经里的篇章，经重新组合，完整无缺。这些文物最早的可追溯到春秋中期，最晚的到南宋晚期。可以说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那么，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是怎么来到台湾的？它们背后又有着怎样精彩的故事呢？
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不让日本的铁蹄践踏自己的土地，大批文物被迫辗转流离。1939年冬，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后方的作战接连失败，为了保存实力，蒋介石命令撤出大部分军队，只留一个师驻守甘肃天水。而当地唯一的机场只有几公里长，不能起降大型飞机。为此，国民党专门修建了一条跑道，将故宫博物院的精华部分运送到此地。
1941年年底，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现为越南）北部。为安全起见，国民政府决定把珍藏的《永乐大典》等古籍善本运往四川。当时运送的路线有三条，分别是长江水运、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为了保护典籍，每条线路选择两本代表作先行送去。最后《永乐大典》被送到了李庄，其余的则留在重庆。 当这些国宝抵达成都时，由于道路难行，无法继续北进，就暂存于成都西北约5公里的万福寺内。1943年初，又运到了离此不远的新都县城。后来因日寇逼近，西南联大和云南省府先后迁至此处，使这座寺庙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 抗战胜利后，《永乐大典》回到南京国立图书馆。1950年又被搬到香港，此后两年一直寄存在香港大学图书馆。1956年才运抵台北，正式入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