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1935有收藏价值吗？
《一九三五年》出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文革”时期著名的“革命文物”、“红色经典”之一，被红卫兵当作普及马列主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教科书。该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统一印制编号，发行数量达百万余册。 当时，全国各地掀起“红色热潮”——人们到处搜寻和挖掘“红色文献”，用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三五年”就是被发掘出来的重要“罪证”之一。
这本书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文物”“红色经典”，是因为它被用来作为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铁证”。 “走资派”是一个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词，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1965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等人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走资派”一词。他写道：“有些党报，不但不积极批评走资派，反而庇护他们……现在应该以很大的气力来批评走资派。这个派是不适合在中国进行的。”“一九三五年”被大量印行并用于斗争“走资派”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阶段，所以它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一本纯正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而是集政治宣传与史料考证于一身。其史实考证方面是否精准到位值得探讨，而它的政治宣传意义却被不断放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当代文学创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观念不断更新。当年那批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固守过去的思想和立场，开始寻求一种新的价值观。1979年初，教育部决定在全国中学统一试行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以供学生们阅读。这一举动受到很多老红卫兵的指责，他们认为这部作品宣扬资产阶级性，应该取缔，因为其中“几乎看不到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丝踪迹。”显然，他们在刻意寻找任何能够证明“文化大革命”合法性的证据。
于是，“一九三五年”这样的文献再次受到重视。它似乎印证了那场运动的合法性，为“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延续找到了“历史根据”。它在当时的新潮代遭到了冷遇而被束之高阁。 事实上，许多所谓的“革命历史”读物在“文化大革命”后都成为“伪史”，“反叛的火焰”已被扑灭，曾经的“革命”读者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力军，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非常令人痛心的一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