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坐公交要钱吗？
那时候的公交车和现在不一样，车身小，还绕着圈子跑，一般叫做“公共汽车”。一辆车由一个司机驾驶，没有售票员，到站喊一声“上海滩要坐车的行客气啊”。
那问题来了，既然是公共车，那坐一趟公交车要钱吗？答案是肯定的。
最早是投铜元，也叫“铜辅币”，跟现在流通的软货币“硬币”的意思不同，这个铜元是没有锡做的，就是纯铜的，大的有指甲盖大，小的好像今天的一元硬币。
投进司机侧边的铜元宝箱里，喊一声“上车啦”，大家纷纷往车子两侧的楼梯往上爬。这公交车像今天的大巴，没有发动机罩，玻璃都是镶在车窗里的。
那时候讲究“行有好让”，就是说坐车的人要对有正当职业的人和年轻人主动让座，这一点倒是有良俗指导意义。但另外一个乘车规范大家就做不到，那便是“不拾遗”。
凡是掉在地上的东西，不论对错，不能捡，这个规范对今天的上海人仍有启示意义。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7月15日，蒋介石实行“清党”，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从这一年起至1937年“八·一三”战争爆发，长达十余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处长朱济石任内，中国国民党保密局用暗杀、收买、绑架、利诱等手段，对中国共产党人及爱国民主运动领袖实施了一系列惨无人性的暗杀活动。朱济石在任职期间，在工部局警务处内设立了暗杀股，股长由他亲自担任。这还不得人心。
这一时期，从苏州来到上海的一个叫杨小佛的青年，就任电车业劳协常委，在劳协的发动下，工人拒绝为国民党党团送行，并以此为契机接连展开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援助华工国际周”、“全国国货运动周”等政治与经济斗争。从1928年起，杨小佛及工友们在每一辆电车两头，横贴着“勿替日本人做牛马”、“宁为救国死，不作亡国奴”等反对内争、互助国际的口号。杨小佛不仅提倡职工电车年节不放假，并且亲自担任义务售票员，以此来提高经济收入，改善职工生活。
这些做法得罪了工部局的狗腿子，后者便利用手中权力，于1930年将杨小佛逮捕，罪名是“煽动工谋反”。在狱中，杨小佛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当他提出与公堂谈判的要求，却被对方拒绝了。最后，他竟在狱中亡故。工部局对这样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志的中国年轻人，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有狱中留下的无名尸首和一封没有收到的遗书。
由于未能获得真相，杨小佛的冤情一直未能昭雪。杨小佛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回顾他短暂的人生路程，一个为了民族独立和社会正义而抗争的年轻人，他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青年志，爱国魂”这样一个年轻生命不朽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