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开国纪念币有一百多？
在近水楼台的台湾，因为清末民初的战乱，许多流落台湾的文物藏家，使得许多珍贵的文物可以保存下来。其中，台湾一家古籍博物馆收藏了一块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该开国纪念币为方形，内有十三颗五角星，上方有一面红旗，下端有“开国纪念币”，上端有中华民国元年字样。
无独有偶，日本国立公苑博物馆也收藏有数量可观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并曾举办专门展览，这一事实让台湾的文物收藏界感到惊讶，也让许多学者认为，台湾馆藏的这一民国“开国纪念币”有非常大的来历不正，它极有可能是伪品，同时还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谎言的见证。
1927年汉口革命文学社编写的《中共鄂省初次代表大会》记载：“当大革命在华中开始的时候，即有中共汉口市委员会，委有吴醒华等五名委员。书记由李汉俊担任。1924年5月1日，武汉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由黎元洪任都督。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同年10月，靖卫团大肆搜捕在武汉的共产党人。12月2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屈原在汉口被暗杀。1927年初，汉口市警察局长蔡济民被暗杀......”。
1936年6月，“汉口市党史陈列馆”在汉口利济北路成立，该陈列馆收藏了许多与党有关的历史文物，包括一些文件史料、烈士诗抄和武器等，这个陈列馆后来被日军炮火摧毁。1984年4月，“武汉市革命烈士史料陈列馆”在旧址复馆。2006年，“汉阳区土地局宿舍”在旧址“重建孙中山与宋庆龄汉口故居”。
国民党的历史学者考证：“大元帅开国纪念”银币于1916年由广东造币厂铸造，原计划铸造十万余枚，实际仅铸成8000余枚。并颁行该币于军中，作为发饷之用。首批纪念币均密封包装，封套上有‘大元帅奉赞钱’字样，并注“五元值钱二千文”。封套背面有纪念号数，依次为1至8001号。这批纪念币分五等份赠送给中南、东南五大战区，存世仅百余枚，尤为珍贵。于1949年初，大部分被中华民国政府运送至台湾。
另外，为感谢捐献“武昌起义”于满清的四川陆军第十镇统制张镇，冯国斌铸此“武昌起义十周年纪念”金币以资表扬，金币正面中央铸“武昌起义十周年纪念”九字，左右两侧分别为汉碑“八遂”及锤纹像，背面中央为张勋骑马像，马下方为“四川陆军第十镇统制官镇勇巴字第十六营长冯国斌铸”十二字。该金币存世量很少，为冯国斌所铸钱币中最为珍稀者之一。
按照李释之在《中国古钱库》的考证，孙文古钱中的“花押”钱均为私造禁用，但清末民初“孙文（国民党党徽）两枚花卉（金质）”，背面“一五”花押，直径34毫米，厚1.8毫米，重22.36克。这一金质的花押钱私铸品，其技术价值极高。按此推论，当时铸者有此技术实力私铸这面钱币，为何不可在正面加盖官印？
这种理由无法让人心服，于是许多人又找出另一个理由来：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号”已取代了旧有的“年号”，所以，1912年的钱就叫“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1913年的钱就称“中华民国贰年开国纪念币”，如此类推。当然，此说的最大漏洞就在于：它们都未改变钱币上的文字，“元”、“二”、“肆”、“拾”等钱币上的数字也依序排列在每年的钱币上。
另外，从钱币的形制、纹饰等看，1912年的钱币（包括“开国纪念”及“纪念孙中山先生”两种）是与清朝铜元（袁像币）极为相似；1921年的钱币是与当时的福建官局银元币（又名“中华民国金本位币”）十分近似；而1914年的钱币就与1913年的完全一样，仍为五角星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