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松研究何绍基书法？
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中评价《文史通义》，认为其超越时代的学术成就和思想深度，“实非后世任何一部史论所能企及”、“此书不但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极重要之作，在中国历代学术史上亦自当有它应有之地位。” 梁启超说：“同光以来，史学界最出名的两个代表人物是刘师培与章太炎，但若论见解之精到，体例之谨严，则当推吴虞谦与其子吴曾龙合撰的这部《文史通义校注》。” 陈寅恪先生称《文史通义》为：“清代诸家史学中最有独创之论者”“晚清经师中第一流人物” 王汎森指出《文史通义》是中国现代历史学最重要的源头之一——胡适、傅斯年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文史通义》的影响。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有很多观念和方法都来自于《文史通义》之中，虽然这些学者们都不一定直接提到过俞曲园的名字。”王汎森说道。 如果把时间再往前追溯百年，《文史通义》的成书时间，1893年，这一年也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甲午战争爆发；同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万木草堂，开始编著《新学伪书考》……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在此时已经悄然埋下了伏笔。 钱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概论·绪论》中将《文史通义》列入“清学中晚段之巨子”（陈寅恪将这一阶段又称为“乾嘉而后”），并称“近世国学，皆本此书。”“余尝谓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惟此翁足以当之。” 因此我认为对于何绍基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文史通义》的分析
一，首先，从创作年代看，道光十三年（公元1843年），当时27岁的钱大昕作《何君墓志铭》，此时距何绍基去世还有七年时间。 嘉庆十九年庚辰科会试，何绍基高中第三名进士，同年殿试名列第二，授翰林院编修，与曾国藩一起出任道光帝老师穆彰阿的幕僚。
道光十二年丙戌科会试，主考官仍由穆彰阿担任，这次考试的主考官之一就是钱大昕的学生朱文振，另外一名便是时任礼部侍郎的阮元。所以不难推断，此时的何绍基与钱大昕已经有了交集，而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岁，在当时看来，完全是一个“老爷爷”与“小孩子”的关系。
二，其次，从内容来看，《文史通义内篇·诗解上》中有如下一段论述 曰：“国朝乾嘉间，海内学者称‘汉学’，其派别凡三：主汉文者，主读汉石经，谓六书本不可信；主汉儒说经必得今文本，谓诸家传序多后人增改；其说皆本于许氏说文及郑氏笺诂；主古文书者，谓古文不可信，故必从汉石经以求正，所谓家法，不过秦九韶大杨小杨之说，谓古文经先于鲁卫，乃齐人伪造，其说皆本于赵宋邵雍，此学也。”
在这段文字中所提及的三派，即“主汉文者”“主古文书者”，以及后来被梁启超称为“清代学林盟主”的扬州学者江藩所主张的“主汉宋兼采”一派，其中江藩正是以批评“两派”中的后一派而名世的，而“两派”分别指的是上文提到的“主汉儒说经必得今文本”和“谓古文经先于鲁卫，乃齐鲁之人伪造”的两派。 由此观之，《文史通义》中的这段文字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那就是钱大昕在《何君墓志铭》中提到了何绍基的诗学主张或诗学来源——“承其家学，兼事考证”。
三，最后，从影响上看，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钱大昕本人是一位公认的清代史学史、史学理论大师。他的《中国史学名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视为清代最具权威的史学评论集，同时，他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著作等身，影响深远。
可以说，钱大昕的史学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们和历史爱好者的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 那么，钱大昕在《何君墓志》中写道“承其家学，兼事考证”——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家学”指的就是“门第中的学问”了，这一点很好理解，所谓的“家教”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至于后面的“考证”，这是清代史学的主流学风，一般认为起源于明末著名史学家顾炎武的《日知录》一书，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是人们阅读史学经典的一个普遍方法。 而之所以要“考证”，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古代的文献资料存在很多讹误的问题且没有统一的校对标准，这就使得很多史料不能自圆其说或者前后矛盾，而这些现象恰恰需要通过考证来厘清事实真相，还原历史原貌。 所以如果要说清楚这段话的意思，那我们就必须弄清楚一个词儿：“家学”。 因为只有理解了“家学”这两个字的含义，才能进一步探究其中的深意。 四，关于“家学”的起源和发展 1，“家学”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中庸》：仲尼居，子张问：“什伯之器乎？'仲尼日：'凡什伯之事，宜居家学。'” 这说明，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家学”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而在西汉时期的董仲舒著述的《春秋繁露》一书中，首次用了一个词来专门形容这种家学传承的现象—“道统”： 天不言，教化何施？君子不教，道义何在？是故父子相隐，非直为恩也，以义则父子之道然也。圣人本之于自己，不师仁者之言，立孝、爱之基，以开天下道统之门户焉！
于是乎，一种新的学说诞生了：儒家“道统说”。而这种学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家学”的重要性以及“家学”之间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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